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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O18文学 > 都市言情 > 三国:王业不偏安 > 第306章 长安三舍
  第306章 长安三舍
  就在临晋,乃至左冯翊各县令、长及各庄典农官参与到轰轰烈烈的扫蝗运动中时,长安太学开始了第一次升舍考核。
  自董卓乱政,洛阳一炬后,太学沦为荒墟,之后三十年战火频仍,兵祸不断,名噪天下的《熹平石经》也被乱兵乱民砸毁,太学停课前后三十余年。
  至魏代汉篡立,曹丕重建太学。
  如此举措,非止是恢復儒教,重塑文脉正统,更在於接续两汉太学脉络,为曹魏覆上一层『继汉统、承天命』的政治色彩,强化曹魏政权的合法性。
  只是草创之际,曹魏太学规模乃至正规程度自然远逊前后两汉,校舍简陋,没有標准讲堂,只保证授课博士有屋可住,太学生顾不上,只能自己出资买房租房。
  至於教材,便令工匠把受兵祸破坏的《熹平石经》重新集中起来,粘粘补补,勉强补好几通石碑,立於太学门前任太学生参看。
  授课的博士人选亦因大儒难觅,不得不放宽標准,取消原本『年满五十为博士』的限制,才勉强凑出了十九位博士。
  此外,曹丕还为太学创立了『五经课试法』。
  初入太学者,为门人,相当於太学预科生。
  预科生两年后须通晓一经,並通过考试,才能晋升为正式弟子。
  太学弟子后续的晋升,均与通经数量、课试成绩掛鉤。
  通二经者,可补文学掌故。
  通三经者,可擢太子舍人。
  通四经者,可晋升为郎中。
  通五经者,擢高第隨才敘用。
  多数情况下,若课试不通,允许留级跟隨下一届学生再次课试,若通过仍可晋升。
  这套制度,通过每两年一次的定期考核,及通经数量来检验太学生的学习成果,並將课试成绩与官职除授直接掛鉤。
  曹丕意图通过所谓『五经课试』將儒学与官僚选拔体系结合,以此抗衡先前受禪称帝前向潁川士人妥协的『九品中正制』。
  只是其核心仍固於经典记诵,而论记诵经典,十几二十岁才第一次接触正统五经的太学生,如何比得上那些启蒙便在背诵经典的世族子弟?
  这也就意味著『五经课试法』选拔出来的人才,仍旧以二流学阀大族为主。
  加上彼时九品中正制已然確立,官位迅速被门阀大族垄断,一个寒门子弟,进入太学成为门人后,需经歷至少十年寒窗苦读与激烈竞爭,最终最好的结果也只是隨才敘用。
  而一个高门士族的子弟,凭藉家族名望和血缘关係,无需经歷漫长的考核,即可通过『乡品』获得高起点官职,升迁速度远超太学生。
  在这种巨大的机会成本对比下,真正有才华抱负的寒门子弟,要么选择依附於高门,要么另寻他路,太学並非最优之选。
  而真正的高门子弟,如潁川钟、荀、陈、韩,更不屑於走这条艰苦且前途未卜的独木桥。
  人生几个十年?
  他们十年养望,早已『天下谁人不识君』了。
  至於大汉,先前在蜀中一直没有设立太学。
  昭烈入蜀为益州牧,只能设儒林校尉,主益学事。
  昭烈称帝后,又开始东征,没有时间精力搞太学。
  至昭烈中道崩殂,丞相摄一国军政事,又忙著恢復大汉民生国力,筹措南征北伐事。
  直至关中大定,还都西京,不论是为了重塑天下文脉正统,还是强化大汉政权法理,抑或为大汉培养急缺的后备官吏,恢復太学都成了势之所趋,当务之急。
  太学初立。
  汉中、蜀中、关中,任何有志匡扶汉室的年轻人,都可以来长安申请加入长安太学。
  大概是大汉北伐大胜,还都西京之故,消息露布天下后,报名者竟达五千余人。
  其中来自陇右、关中的报名者三千有余,蜀中虽然道路过远,报名之人亦有两千出头。
  由於朝廷定下的太学报名没有设置很高的门槛,所以很多人报著试一试的心態进京,不学无术、滥竽充数者有之,最后通过初筛考核的士子有三千余人。
  旧有的举茂才、孝廉之制,其弊端早已人尽皆知。
  民间有歌曰:
  『举秀才,不知书。』
  『举孝廉,父別居。』
  『寒素清白浊如泥,高第良將怯如鸡。』
  举秀才、孝廉,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善政,但发展到现在,已全被地方豪族把持,成为了各方利益交换的工具,完全不能確保官员才德与朝廷意志相统一。
  大汉如今虽也举茂才、孝廉,但已经不再是人才选举,而更多是一种荣誉,许多已在为官为吏时有了政绩且德行操守皆美的官吏,才会被赐以孝廉的名头。
  茂才、孝廉既已无法满足大汉这个正在强势崛起的政权对人才的强烈需求,那么建立一套更高效、公平且贴近实务的人才培养、选拔体系,便成了大势所趋。
  事实上,灵帝有过尝试,建立了所谓『鸿都门学』。
  然而鸿都门学的改革太过激烈,被引入门学之人,竟直接便能染指相当於宰辅的侍中之职,最终在门阀的刻意引导下,激起了天下儒生的愤怒与剧烈反抗,进而失败。
  灵帝痛定思痛,转向捣鼓『熹平石经』。此举成功拉拢了基数广大而求学无门的寒素之士,及极度渴望知识改变命运的豪族,使得失去了天下士人拱卫的门阀败下一阵。
  曹丕建立『五经课试法』,同样是一次失败的尝试。
  为代汉称帝,他都已向那群劝进称帝的世家大族妥协了所谓『九品中正制』,再不甘又能如何?只能勉强挣扎一下罢了。
  他不是不知道所谓两年通一经,考一试,需苦读十年的太学生来说根本看不到出路,但这已经是曹魏三公大臣点头的结果。
  所以说,想打破旧有秩序,最大的掣肘便是旧有制度下的既得利益群体。
  举孝廉、九品中正制的既得利益群体不言自明。
  而天下大乱,旧有秩序同样走向混乱,正是重建新秩序的千载难逢之机,错过了便没有了。
  光武建立的后汉,便因他是由豪强公选出来的『天下共主』,没能解决前汉所积两百年之弊,导致统一后不得不强化『君权神授』的概念以维持统治。
  曹魏禪代,得到了大汉天命与九州之地,却也全盘接受了前后两汉所积四百年之弊。
  兼併了大量土地、人口的豪族,在后汉演化为学阀世家,学阀世家又在曹魏演化为门阀。
  世家门阀很强大,曹魏在世家门阀的拥护下,也很强大,这对於季汉而言,是挑战也是机遇。
  现在的大汉或许有世家。
  但居於高位,掌握实权的官僚,几乎无人出身门阀世家,更没有形成门阀利益共同体,如此一来,在这么一片废墟上重建新秩序的难度,远比曹魏小得多。
  所谓『府兵制』,『农庄制』得以试行,甚至於眼下轰轰烈烈的冯翊扫蝗得以贯彻,全都因大汉上位掌权者全都在为一个共同的理想奋斗,没有来自世家大族的掣肘与內耗。
  『太学』亦然。
  在决定设立太学以后,刘禪与丞相共同参详,並没有直接恢復两汉旧有的太学制度,而是仿效曹魏『五经课试法』,创立了更精密、更务实的『三舍法』,太学亦非从前只学儒家经典的太学。
  太学如今分为四个学科。
  儒学,算学,工学,农学。
  明面上最重要、最根本的仍是儒学无疑。
  其他几门学科,相当於掛在太学名下的杂学。
  但实际上,大汉招募儒学博士的同时,大量向民间招募精通算学、工学、农学的士人、百姓,通过赏赐与待遇上的尊崇,让这些精通杂学之士將知识与经验传授、总结成书,甚至直接成为讲师。
  至於配套的『三舍法』,便是为了更快地为大汉培养出有一定实务能力的官吏。
  所谓『三舍法』,便是三种斋舍的意思,太学生分为外舍、內舍、上舍三级。
  外舍为初级,员额便是第一批太学生三千余人。
  內舍为中级,员额三百。
  上舍为高级,员额六十。
  相当於外门弟子、內门弟子与亲传弟子的区別。
  太学生按『斋』管理,每斋约三十人。
  由於长安不像洛阳,被董卓付之一炬,有不少空出来的屋宅,於是实行寄宿制。
  来自四面八方的太学生平日到太学上课,回到斋舍后,便与同斋生一起研究、自习。
  太学会在春三月与秋九月组织两次考核,进行升舍公试。
  『升舍』即为三舍法核心所在。
  最关键的升舍,便依靠每年春秋两度的公试。
  以儒学为例,考试虽仍旧考察经义,却不再以通晓经义为主,而更多考核学生处理实务的能力,以及他们对某一特定事件、政务的思考与处理能力。
  这便是经义以外的『策论题』。
  至於算学、农学,考核的同样是处理具体政务、庶务的能力。
  外舍升內舍,名额暂定为优等五十人、良等二百五十人。
  定额选拔,毫无疑问,便是通过持续高压的竞爭,汰弱留强,確保最终人选的精英性。
  进入內舍后,一旦再通过考核进入上舍,便是仕途坦荡了。
  上捨生,最终考核,由朝廷大臣主考。
  成绩分三等。
  上等者可直接授官,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直接转化。
  中等者则可以“守官”,也就是代理某县县尉、丞、长之职,跟在前辈身边打杂学习。
  下等者,仍可继续留修。
  非止如此,太学每月还会有学官主持的月度小试。
  小试过后,学官负责评定太学生的课试成绩。
  成绩分优、良、否三等。
  积累一定的『优』,即可获得积分,假如积分攒够了却未能通过每年春考秋考,仍旧可以进入內舍,甚至上舍,不再是一考定终身。
  此外,大汉在课试之外,还创设了典农官之制,太学生假若不能通过考核进入上舍,积分足够的话,可以选择成为典农官。
  典农官名位初看不高,实则权责颇重,负责管理一两千农庄百姓,统筹生產、税赋、教化、賑济诸事,儼然半县之长。
  朝廷明令,典农官若政绩卓著,经考核属实,將来也可直接升任小县的县长。
  这便將官吏的选拔標准,从纯粹的经学学识,部分转向了实际的治理能力与政策绩效。
  毕竟典农官这个职位本身就是最好的行政培训,成功者,无疑证明了自己具备管理一方的能力。
  恢復天下,终究需要人来治理。
  大汉苦於无人,更不愿好不容易打回来的江山,又交回到中原那群门阀世家手里。
  只待將来荆州、中原郡县克復,原来大汉境內诸县县令、县长便可调任克復之县。
  而这群主政一庄的典农官,將来便能直接晋升为小县县长,既解决了大汉无人的问题,也能保证他们確有治理一县的能力。
  左冯翊临晋等地农庄能在剿匪、度荒、治蝗中高效运转,便有赖於一批不以经学见长,却强於实干的典农官付出的努力。
  虽说制度草创,一切都显得有些仓促,粗獷,甚至连授课的博士、讲师都有些不足,长安太学生们大多时候还是在斋舍里自习、研討,学生素质也参差不齐。
  但在实践中摸索,並不断革新,效果却是比构想一个完美的制度再小心施行要好得多。
  至少通过『外舍-內舍-上舍』的三层筛选与定额淘汰,確保了最终能够进入仕途的,基本是有处理政务能力的精英。
  而每月一小考,半年一大考这种高强度、短周期的竞爭,远比曹魏两年一考、十年为官这种低强度、长周期、低效率的考核,更能快速、高效地为大汉选拔出可堪一用的官吏。
  再怎么说,曹魏那边,脱离实际政务的五经课试法,考核的不过是太学生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。
  至於如何处理刑狱、管理户籍、筹措粮餉、兴修水利等具体行政实务,在经学中並无答案,这便导致了所学非用。
  太学生十年后毕业为官,一切仍需从头学起,寒窗苦读十年,下了地方竟无一用处。
  至於三舍法、策论课试法、典农官之制,则为具备真才实干、有志报国之士提供了凭才干、政绩改变自身与家族命运的进身之阶。
  什么儒学经典,稍稍站边,一切以能力与治理地方的政绩为导向,一切以忠心大汉为导向。
  这群人再怎么菜,也比门阀反噬要强得多吧?
  在废墟上重建秩序固然艰难,但想从根本上逐步瓦解世家大族对仕途的垄断,强化中央集权,真正做到三兴大汉,除了搭一套草台班子外,无路可走。
  (本章完)